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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族文化構建中對漢文化的吸收與整合

日期: 2010-2-15 18:24:19 瀏覽: 73 來源: 學海網收集整理 作者: 畢業論文網

藏族是中華民族中一個悠久、文化燦爛的成員。由於所處的特殊地理環境和普遍的宗教信仰,藏族文化被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。過去,學術界對藏族文化中的宗教因素看得很重,忽視其非宗教文化的存在。而國外某些者中,更把藏族文化排斥於中華文化之外,否認藏族文化所具有的中華文化共性。因此,探討藏族與各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,藏族文化構建中對中華各民族文化的吸收與整合,對正確認識藏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系,無疑有著重要意義,本文擬就藏文化構建中吸收與整臺漢文化做些探討。

據考古資料,藏族文明史至少可上溯到石器,而藏區與中原的交往也至少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黃帝時代。不過,因藏族作為一個民族最早形成於吐蕃時期,故一般將吐蕃文化視為藏族文化之源頭。
公元7世紀初崛起於藏南河谷的雅隆部落,在其贊普松贊干布(617?一650)的領導下,相繼征服各部,統一高原,建立起強大的奴隸主軍事聯盟政權——吐蕃王朝。早期吐蕃文化十分落後,“無文字,刻木結繩為約。雖有官不常厥職”。“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”,“多事羊原羊氐之神,人信巫蜆,不知節候”“接手飲酒,以氈為盤,捻麩為碗”,“其俗重壯殘老,母拜於子,子倨於父。”雄才大略的松贊于布,深感這一切不能適應其奴隸制政權的需要,於是大力吸取周邊地區的先進文化以構建吐蕃新文化。
當時亞洲最先進的兩大文化——唐文化和印度文化,正從兩面包圍著吐蕃。由於唐初薄賦輕徭政策,促進了大,中原地區正進入“貞觀之治”的盛世,文化空前繁榮,困各地和諸藩國紛紛派遺使臣、商隊與求學之士到長安,使唐都長安成為亞洲一大、經濟、文化中心。吐蕃與唐地域相交,居民相雜,長期交往,不能不對唐文化產生特別的興趣。
據藏史記載,早在松贊干布之父郎日倫贊(即論贊索)時,就從漢地輸人醫藥、歷算之術,因無文字,僅憑口傳,故傳播面不廣。唐蕃間大規模的文化交流始於公元641年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(641—680在藏)入藏。隨著公主入藏,吐蕃興起了廣泛吸取唐文化的“新文明”運動。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去了包括釋迦牟尼佛像、60種占卜歷算書籍、醫藥、18種工匠、各種谷物種子、眾多男女侍從在內的豐富的唐文化成果,使吐蕃第一次集中、大量地接觸了唐文化。而且因為政治上的聯姻,開辟了唐蕃之間文化交流的渠道,使過去零星的。民間的交流,發展為官方的、正式的、經常的大規模的交流活動,為吐蕃吸取唐文化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。松贊干布在文成公主的下,不僅帶頭“自褫氈局,襲紈綃,為華風”,促使吐蕃朝野興起“漸慕華風”的習尚,還采取派出去,請進來的辦法,一方面“遺豪酋子弟,請入國學,以習詩書””和“派充侍子”。一方面“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”,“又請造酒、碾、禮、紙、墨之匠”,招“知漢書舍人”。吐蕃子弟進入太學及律、算等學中就讀,“在當時長安城里,曾形成一個相當大的吐蕃人聚居點”吐蕃子弟少小人學,經過長時間的漢文化,有的人被唐朝留下做官、委以“吐蕃舍人”等職。他們返回後,大都成為吐蕃的重臣,擔負著維系和發展唐蕃交流的任務。如被《唐書》稱為“頗知書”的吐蕃大臣仲家,就是“少年時嘗入朝,詣太學生例讀書”,唐高宗時多次擔任吐蕃遣唐使。又如擔任迎聘金城公主的吐蕃宰相名悉臘,也是早年留學長安,曾被唐朝任為“吐蕃舍人”,“朝廷皆稱辨才”。”他對古詩文有很深造詣,曾參與唐中宗柏梁聯詩。
而那些來唐“人侍”的吐蕃人,由於“或持戟丹墀,策名戎秩;或曳據庠序,高步黌門。服改氈裘,語兼中夏。明習漢法,睹衣冠之儀;目擊朝章,知經國之要”,更多的接觸到唐之制度與禮儀文化。回去後對於借鑒唐文化改造吐蕃社會文化更能產生大的影響。如著名的吐蕃大論祿東贊就曾將其子欽陵人侍唐,“因充侍子,遂得遠觀中國兵威禮樂”,成為吐蕃權臣。
繼文成公主之後,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再次掀起唐蕃文化交流的高潮。金城入藏時“帝念主幼,賜錦繒別數萬,雜伎諸工悉從,給龜茲樂”。”隨行的漢地技藝之士特別多,對吐蕃工藝、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。金城公主為促進唐蕃和好,極力從事於唐文化的引進,她曾向唐求取《禮記》、《春秋》等儒家經典,說明經過國學的培養,儒學已在吐蕃上層中有了一定影響。金城公主時赤松德贊(742-797,755—797在位)父子崇佛,公主便積極引薦漢僧入藏,同時促成贊普派人赴唐學取佛法。公元781年,唐廷因“吐蕃遣使求沙門之善講者,至是遺僧良涌、文素二人行,每歲一更之”,把派漢僧人藏傳法規定下來。此外,受吐蕃直接邀請和自發人藏的漢僧也很多,藏文古籍《譯師遺教》、《大臣遺教》中記載的入藏漢僧名字就有30馀人。著名的摩訶衍那(大乘和尚)就是應贊普邀請自沙州人藏的一名漢僧。他人藏後傳講禪宗頓悟教法,“吐蕃大多倒喜其法,并學其道”就連贊普之妃和姨母等貴胄夫人30除人也拜他為師,出家學法。”金城公主時還有“大量藏人來內地學醫,并翻譯了許多醫書為藏文”在這一時期,許多在吐蕃王朝任職的漢人,為唐蕃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,如被兩次派往內地求取佛經、醫藥的桑希(sangnshi)原為隨金城公主人藏的漢族官吏馬竇之子,幼充舞童,與赤松德贊為伴。故又名“甲楚噶堪”(rgya--phrugugapemkhan,意為“漢童舞者”)。赤松德贊即位後,對其深為倚重,充當了求取唐文化的特使。
9世紀吐蕃王朝崩潰後,藏區與中原的交往并未斷絕。五代時興起“茶馬互市”,使晚唐開始的“銀馬互市”為主的漢藏貿易有了大的發展。僅前蜀王建在汶、黎、維、茂州所市之馬,就有1.2萬匹之多到了宋代,更將這種互市制度化、擴大化。從而使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交流伴隨茶馬互市而加強。元代以來因中央王朝對藏區的洽理加強,藏區與祖國內地的聯系,藏漢民族的交往亦隨之發展,大批政府官員、戌軍、商賈、技工進人藏區,有的還藏漢通婚,長期定居於藏區,而藏區的僧俗首領到內地朝貢,藏族高僧到內地傳法,一些藏族人在中央政府中供職,以及大量藏商來往於內地、藏區,使藏漢文化交流進人新階段。 二
在藏族文化中常可發現吸收漢文化的積淀。
(一)宗教文化方面漢傳佛教所創的禪宗在吐蕃時期曾有過相當大的,藏族宗教家也認為“宗門(即禪宗)就其實義與噶舉派相同,即(噶舉派)大手印表示之傳承”。“除噶舉大手印法外,寧瑪派的一些教理也與禪宗同出一轍。儒學對吐蕃的深刻影響,使孔子成為了藏地宗教的一位尊神,“漢地儒教徒孔子皇帝是喇嘛教傳說中一位神變大師,而且從來都與占卜術相聯系……而在笨教徒心目中,這位儒教王成了辛繞(笨教祖師)的信徒,住在辛繞之國附屬漢人的光明之地。”“藏人稱‘公子神靈王’,認為他是靈異之王,還有在漢傳歷數禳解法中制造了《公子現證修法》儀軌。又有一類書中將其稱為‘工巧公于’,認為他是一位善於工巧的能人”。有的藏傳佛教高僧甚至認為儒學與佛教是相通的,“從儒家們所講經論的隱義中,亦可見到‘有地道’的”,“易經的奧義可以說與無上密宗相吻合。”“此外,道教的李老君也被列入藏地宗教內,有說他是梵天的化身,有說他“與笨教的教主辛繞為一人”在藏傳佛教的禳解法書籍中也有太極、無極等話和九宮、八卦等,“顯然是根據《易經》而說的”。藏傳佛教寺院內常見一種名為“斯巴角松”的壁畫,圖案即原按五行、十二生肖、九宮、八卦排列”一些法師在舉行驅邪儀式時,首先畫一龜背,然後在其上畫出九宮圖形,放一些東西於格中再作法。“這顯然也家仿道家術士的“魘勝”之法。還有喇嘛占卜時所常用的“博唐”(spor—thang,五行算經)和“克甫孜”(gab—rise,五行圖表),亦傳自漢文化。現今藏族結婚時推算男女雙方命相是否相合時仍用這些。道家堪與之學中四象、七星、二十八宿也被吸收進藏族宗教文化之中,如喇嘛寺院選址,要求“東為平地(代表白虎)、西為丘陵(代表青龍)、南為高地(代表朱雀),北為群山(代表玄武)”其方位與漢地“左(東)青龍,右(西)白虎,前(北)朱雀,後(爾)玄武”不全一致。顯然是因藏族以西為上方,而漢族傳統中以東為上方所致。
(二)倫理道德方面敦煌發現的一份吐蕃古藏文寫卷中,記載了8一10世紀時吐蕃人的道德標準:做人要“公正、孝敬、和靄、溫順、憐憫、不怒、報恩、知恥、謹慎而勤奮”顯然與儒家的“孝、悌、禮、智、信”,“溫良恭儉讓”相吻合。在吐蕃時期翻譯的漢文典籍中有很多《孝經》,這顯然是為借鑒漢文化以改造原來的舊倫理觀念。
(三)禮儀方面
1婚喪之禮吐蕃早期盛行搶婚及自由婚。但後來藏族則較普遠地實行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的婚俗。提親必請媒人,先下聘,并勘合“八字”,要彼此不相克才允婚。出嫁必備妝奩,議親須“門當戶對”,其禮俗顯受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的影響。人死後要舉行七七四十九天的“薦七”活動,也自金城公主將此漢習推廣於藏區的。
2.祖塋之制吐蕃早期“尸如虹散”,後雖葬亦“墓而不墳”,松贊干布始吸取唐陵寢之制,現存窮結藏王墓有陵亦有寢殿遺址。墓前有漢式鎮墓獸和近似於闕的石碑。”其碑蓋顯為唐式。且歷代贊普均葬於其祖地。亦是遵祖塋之制所為。藏傳佛教興起後葬法有了大的改變,但清代以來康青一些土司仍實行祖塋之制。
3.迎賓之禮藏族素以待客熱情有禮聞名。客至,主人必迎於門外,進門後請客坐上位,斟茶捧獻於前。這與《周禮》所規定的“每門讓於客,至於寢門,則主人請入為席,主人入門而右,客入門而左”(《禮記•曲禮》)之禮儀幾乎完全一樣。考慮到吐蕃時大量派人入國學《周禮》等情況,可知二者是存在一定淵源關系的。
(四)醫藥、歷算方面著名的藏醫典籍《月王藥珍》(sman一dpyad一zla—bavi—rgyal—po),系金城公zhu主帶入藏的漢族醫藥書。《四部醫典》所列的一千多種藥中根大一部分是中藥。藏醫的“灸法”亦傳自漢醫的針灸學。藏醫亦如中醫一樣講究“辨證施治”,實行望、聞、問、切“四診法”,切脈亦按寸、關、尺的名稱(位置略有異)。在歷算方面,吐蕃曾派了許多人向唐學習中原歷法,松贊干布曾派甲迦冬袞(bya—gag-ston-krn)等四人去唐都學習歷算,向“精於推算四季時節的嘉赤摩訶衍那學習了一年零七個月。”甲迦冬袞父子因此成為精通漢地歷算之學的學者,相繼擔任宮廷卦師之職。故吐蕃歷法多吸取漢歷。吐蕃原只有十二生肖紀年法,引入漢歷後,將十二生肖與漢地五行相配合。繼之,五行又分陰陽為十數,替代(漢歷)十天干。到18世紀,藏歷又吸收了中原時憲歷的一些成份,臻於完善。
(五)技藝方面
1.建筑漢族建筑的歇山式屋頂、飛檐、斗拱、藻并、硫璃瓦等被不少的藏族建筑所采用,如藏傳佛教著名寺院桑耶寺其主殿的第二層即按漢式建筑。夏魯寺大殿的二層亦完全采用漢式建筑。布達拉官白宮東大殿佛座上方的藻井,柱頭上的斗拱也為漢式。
2.器物制作據《拉達克王統記》記載,吐蕃“以乳制酪,以酪提煉為酥油及酪漿,以酪漿煉制酪糕(即“奶餅”);將陶土制為陶器;建造水磨;以織機紡織布”等均為文成公主自漢地傳人。(唐書)載高宗時吐蕃請“造酒、碾、碳、紙、墨之匠”。其中皚即石磨,今藏語仍稱為“磴”。(mchig,藏語讀音為qi,漢語“皚”音Wei,可能最初藏文按漢文字的形聲而將藏音定為qi)。藏地原有制陶技術,文成公主所傳應系“上釉”技術。藏語現仍稱釉子為“玉子”(g.yu—rtsi),顯系音譯。其外如打場的連枷(rgyadbgug),淘金的“金船”,以水銀勾取沙金等器物和技藝亦自漢地傳入。
3.釀酒技術吐蕃原有釀酒技術為“蘗法”。《拾遺記》說:“蘗出西羌,麴出北明”即指此。所謂“蘗”,為發芽之麥、米,因含糖化酶,能將谷物、麥類中的淀粉轉化為糖,進而發酵成酒。然此法所釀之酒度數很低,易酸敗,且難掌握火候技術。文成公主始將內地的麴釀法傳人吐蕃。因當時唐室好飲米酒,故吐蕃當時學習的釀酒術主要是米酒(即令西安“稠酒”一類)。公元7—9世紀所作的第穆薩摩巖石刻中,規定工布小王向贊普奉獻“釀酒糧食,青稞、大米任何一種均可。”藏史記載贊普熱巴巾(815—838在位,即可黎可足贊普)就是因“飲米酒(vbras—chang)酣睡”被反佛派所扼殺。吐蕃後期,米的來源逐漸減少,米酒逐漸被青稞酒取代。但這時的青稞酒亦改舊式蘗釀法為麴發,其工藝與原理完全和內地麴釀法一致。若將《格薩爾王傳》中對青稞酒釀造過程的描述與《齊民要術》中釀米酒之法相比較,便可發現除原料改用青稞外,其馀均相同。而藏麴的制法也與內地制麴法基本一樣(藥草為高原特有)。元代以來藏族還釀制一種名叫“阿熱”(A—rag)的燒酒,即藏白酒。有的學者認為從名稱看“似應為阿拉伯民族中傳人的釀造法”。其實,此酒即(飲膳正要)中所說的“阿刺吉酒”。據考證,“阿剌吉”“在語源上,它是“汁”的同義詞,本來是指“樹汁”……進一步便成了一切用當地原料釀造的酒的泛稱”。”蒙古人借用此詞稱呼燒酒為“阿燒”,顯系蒙語阿刺吉(Araca)的轉譯。由於元代“郡縣吐蕃之地”,這種酒在元代傳入藏區時,藏族便借用了蒙古人的稱呼。我國東漢時已發明蒸餾酒技術,元代內地更大量生產燒酒。而藏區這時又與阿拉伯國家無聯系。故關蒸餾燒酒的技術只能是從內地傳人藏區的。筆者考察藏區制“阿熱”的釜、飯、冷凝管等,均與內地土法釀酒的設備一樣。
(六)飲食方面藏族生活中必不可缺的茶系自松贊干布之孫赤都松時(676-704在位,《唐書》作器弩悉弄)由漢地傳入。因它對藏族合理飲食結構的構成具有重大作用,故深受藏族喜愛,并形成融民族性格、審美觀、理念和生活方式為一體的藏族茶文化。藏族飲茶之習既傳自內地,故其茶文化中亦吸取了不少漢族茶文化的。例如元明以前內地飲茶要在茶中放入蔥、姜、棗等臺煮。至今天多藏區一些地方仍有此俗。茶中放鹽原也是唐宋時中原飲茶之習,藏族一直保持這種習慣。唐時“稱飲茗者,必渾而烹之,與席蔬而啜者無異,”即飲荼時像陽菜湯一樣連水帶渣一同喝掉。現今康區一些地方藏族所喝的“糌粑茶”,仍保留連茶葉一起吃掉的中原古習。
食物中吸收漢地食品亦不少,如“豆腐”、“粉絲”、“饃饃”、“菠菜”、“白菜”、“蘿卜”等在藏語中均為漢語借詞。巴塘面食中叫“猴子耳朵”的,即西安人所說的“麻食子”。
(七)文化藝術方面
1.舞蹈《新唐書》載劉元鼎於長慶二年(822)到吐蕃會盟時,贊普舉行宴會“大享於牙右,飯舉酒行,與華制略等。樂奏《秦王破陣曲》,又奏涼州、胡渭、錄要、雜曲,百伎,皆人”。說明自金城公主帶“雜伎諸工”、“龜茲樂”入藏後,吐蕃王室已有漢人組成的宮廷樂伎隊。聯系上文所說“漢童舞者”桑布曾為太子陪伴,可知當時吐蕃王室對唐樂舞的雅樂。《秦王破陣曲》原為器樂,屬唐自制三大樂之首。後由樂變為樂舞,其舞“右圓左方,先偏後伍,交錯屈伸。”“樂工被銀甲執戟而舞,凡三變,每變為四陣,象擊刺往來,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”。此舞原屬“武舞”,中原古制“以征伐得天下,則先奏武舞”,唐太宗系靠征伐得天下,故“太宗即位,每宴必奏”此樂。吐蕃亦仿行,說明其對唐樂舞所知甚深,把這一套樂禮也襲用下來。又如藏族音樂中的“囊碼”(nang-ma),原為宮廷樂,後流行於民間。據說,第司桑杰嘉錯(1653—1705)時期,這是少數上層享受的一種雅樂。在探討“囊瑪”源頭時,我們不應忽略唐時宮廷樂之影響。八世達{學}賴時噶倫多仁旦增班覺逗留北京時,學習揚琴、笙等內地樂器,帶回藏中又融人“囊瑪”音樂之中,使之更加豐富。
2.戲劇藏族戲劇一般認為系14—15世紀時唐東結布(1385—1509)所創。此時正值內地元曲雜劇十分盛行之時,也是藏區正式被中央政權派官管理之後。因此,作為中國戲劇精粹的元雜劇理當對藏戲的產生有所影響。元雜劇的程式中,照例先有一場“楔子”,由一“副末”出場介紹劇情梗概或主旨。而現今藏戲中亦有類似的情況,正戲前照例有一場“溫巴頓”(rngon—pa一vdon,又稱“降嘎冉”)由演員扮“溫巴”(獵人),以韻律之調誦唱劇情、介紹角色,還常有一漢裝老者出場逗笑(極似內地戲中丑角的插科打訁軍)口這些均顯然受元雜劇之影響。有的藏戲(如安多藏戲、色達藏戲等)更從表演手法,布景、道具甚至演出場地等方面都借鑒了內地戲劇的經驗,以豐富其表演
3.雕塑繪畫拉薩大昭寺的松贊干布和赤尊、文成公主像以及釋迦牟尼塑像和“四大天王”塑像“均為中原漢地的傳統風格”。在其他許多藏傳佛教寺院中也常可見到依漢式風格所塑的佛像。在繪畫方面,漢式繪法對藏畫的影響尤其大。藏晝流派中著名的“門魯派”(sman-ungs),尤“與漢地晝派風格相近”。”據藏文史料記載,該派創始人門唐巴•勉拉頓珠(sman—thang—han一sman-bla-don-grub)前生本是一漢地畫師。他在一次“人靜”中看到了自己前世所繪的一幅名為“甲則欽莫”的絲綢畫,頓生“宿住通”(即了知前世的一切),才創立了這種畫派。可見此派與漢式畫法有很深的淵源。這種畫派在藏族宗教畫中很受重視,五世達{學}賴繪“金鋼鬘”唐卡時曾規定“文靜佛像以門唐巴的傳統繪畫為準”。又如著名的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所創的“噶日”畫派,也是在黑帽系十世噶瑪巴卻英多吉川(1604—1674)大力吸收漢地畫派的一些技法後,“形成與漢地畫相接近的繪畫新風格”,尤其在花木、房屋等的繪畫方面借鑒漢畫甚多。三
文化交流是一種雙向的互動關系。藏族文化吸收了一些漢文化,漢文化也吸收了一些藏族文化,例如唐代王室十分喜愛的馬球,婦女臉上涂的日月型的膏痣,耳上戴的耳墜,樂器中的,唐朝貴族官吏用青絹制作的拂廬(大帳篷)等,以及後來元、明、清、民國各時期內地流傳的佛教密宗等等均系從藏文化中吸收而來。當然,這種文化的相互和吸收并不是等同的,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就是:文化相對後進的一方總是要多吸收一些相對先進一方的東西。“如像日本那樣,西藏從唐朝大量的吸收漢文化,這絕不是巧合,因為盛唐文化的燦爛輝煌在中世紀是舉世無比的”吐蕃文化構建中吸收唐文化多一些也就十分。而吐蕃文化又大部分被涵化於藏族文化中,因此,可以說藏族文化在構建之初就已吸收了不少漢族文化,隨著藏漢民族關系的日益密切,這種文化交流亦不斷加深。
但是,藏族文化對漢文化的借鑒。吸收乃是一種文化的整合,即經過交流、吸收、選擇最後使“移人”的部分融合於藏民族固有文化之中,成為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。而絕不是機械地原封不動地照搬或摹仿漢文化。這些文化因子的“移入”,無疑對藏文化產生了積極影響,對中華多元一體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促挪用。
人類文化史證明:凡是比較優秀的璀璨的民族文化,無不是善於和勇於吸取其他文化而起來的。藏族在吐蕃時期奉行文化開放政策,唐文化、印度文化、中亞文化均不遺馀力地吸收過來,加以消化。這種兼收并蓄其他民族文化以豐富和發展自己民族文化的開放態度,使藏族文化得以光輝奪目,頗具魅力。隨著藏傳佛教的形成及其影響的加深,藏族文化逐漸變得較為封閉,使藏族文化的發展步伐趨於緩慢。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,面臨21世紀藏區化的浪潮,這種文化的某種滯後現象已影響到藏區社會的發展,因而不少藏族有識之士大聲疾呼藏族文化的發展和更新。認真經驗,發揚吐蕃時期的文化開放傳統,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中對藏族文化產生積極的影響的部分,那麼藏族文化進入一個歷史發展的新時期,則是指日可待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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